当年走过印新运输线，运送过抗战物资的两位驮工，现在居住在皮山县桑株乡
60年前，几个热血青年带领着新疆几百名维吾尔族、柯尔克孜族、塔吉克族同胞开始了一次翻越喀喇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，打通抗战生命线，穿越世界最坚硬的山区，跨越中国最湍急的河流的壮举。
这条穿过了世界最坚硬的山区，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，蜿蜒上千公里的人迹罕至的高山通道，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一度是运送盟国援华物资的惟一通道。在这样一条支撑起中华民族生存的生命线上，他们九死一生，经历了无法想象的艰险与壮烈，运回了中国抗日急需的物资，缓解了抗战期间前线物资奇缺的局面。他们以生命的代价，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，乃至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章。而这一章是由新疆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维吾尔、柯尔克孜、塔吉克和汉族人民共同书写的。 或许有些历史是不可以忘记的，更或许《1943－驮工日记》正是这种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。
一本日记与一段历史
60多年来，创造了奇迹的辉煌没有被铭记，被昭彰，被渲染，而是被时间的尘埃所覆盖，参与事件的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沉默，这一沉默就是60年。
60多年后，人们从一位老人手里看到了一本55天的日记。
刘宗唐，哈尔滨工业大学桥梁工程专业毕业，已是94岁高龄，他就是当年的翩翩学子、印新驮运队副领队。
2005年8月的一天，我来到当年的翩翩学子、印新驮运队副领队、如今已是94岁高龄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刘宗唐老人的家里。他时断时续的述说，让我触摸到了历史的沟壑与脉络，摸到了刘宗唐和他的各族兄弟们汹涌在60多年前至今仍激荡在心的赤诚之情。他们当时所呈现出的信念，绽放出的智慧，展示的决心，令人震撼。
穿越时光62年，那场民族抗争的刀光剑影早已凝固，但镌刻在历史年轮上的铿锵声音，仍犹晨钟暮鼓，历历在耳。他们当时所呈现出的信念，绽放出的智慧，展示的决心，令人震撼。
铁桶阵困住抗日步伐
1942年，中国三分之一的领土沦陷，前苏联在法西斯的攻势下最后断绝了对中国的物资援助。中国周边的公路、海路完全被日军控制，中国被围成了铁桶，其他盟国的援华物资滞留海外。
刘宗唐辗转来到重庆，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。就在这里，他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之一、留法学子陆振轩。那时他们还不知道，他们将成为见证彼此生命历程中最为闪光的岁月的生死之交。
由于1940年6月，法西斯德国对前苏联发动了“闪击战”，苏联损失惨重，在中国抗战之初大量承担对华军援的苏联被迫放弃了历时3年的对华武器运输。
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日军攻陷缅甸以及中国云南怒江以西地区，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。滇缅公路被切断后，外援物资无法运到我国，反法西斯战线东翼面临崩溃的危险。中国抗战军队由于缺少军援装备，有数百辆汽车因没有轮胎而趴在公路上。
寻找新的生命线
最初，新的运输渠道设想是通过西亚转到前苏联，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运进国内，这样运输要经过四个国家，行程上万里，有着繁琐的外交程序和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。
由于种种原因，借道西亚运输物资的计划没能实现。
工作没进展，当时负责交通的陆振轩在查阅资料时，从英国人的书中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：从印度到新疆有两条路，北道由伊朗经哈萨克斯坦进入新疆，南道是一条驮马古道。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，从印度列城就能到达新疆的叶城。这个消息立刻鼓舞了他，1943年，陆振轩、刘宗唐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马家驹等有着共同的专业技术、爱国热情、家乡都在沦陷区的青年学子组成了一支踏勘队伍。
南疆招募抗战驮工
新疆叶城距喀喇昆仑山口300余公里。这里至今还生活着当时第一批踏勘喀喇昆仑古驿道的6位历史见证人。85岁的吐尔逊•萨木萨克就是其中之一，他是马帮中的“恰卡”，“恰卡”在维吾尔语中指赶马的小工。60多年前，作为马帮的成员，他们三次翻越喀喇昆仑山，将一批批抗日急需英援物资从印度运回国内。
1944年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。对于生活在西北边陲叶城的吐尔逊•萨木萨克来说，战争是那样的遥远。由于信息闭塞，在那之前，他从未听过关内发生战争的事，也没有想到因为一次特殊的驿运，他会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一个组成部分。
在吐尔逊•萨木萨克的印象里，那是盛夏时节。那些天，一向寂静的叶城及周边热闹异常。原来，有人来招募驮工。
驮工是个苦差事，因为要翻越昆仑山，高山反应随时会要人命；到了平原上，要防狼群袭击马队，还要防打劫的土匪强盗。
天上是盘旋不去的乌鸦，它们跟随驮队“哇哇”叫着，专等着吃落崖摔死或病累而死的驮马尸体。
各族驮工没要一分钱
这一次待遇很优厚，往返的报酬是20个“坦戈”（银元）。那时，一个“坦戈”可以买到80公斤麦子。消息风一般刮遍了山区的角角落落。 1944年初秋，喀什、和田、克州三地紧锣密鼓地筹集了1000余匹骆驮、驮马和牦牛，招募了180多名少数民族驮工开始了第一次驮运6000个汽车轮胎的任务。
据刘宗唐老人回忆，55天后，这些朴实的新疆各民族汉子以超过10％的死亡率返回。 要知道，即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这样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。而他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没有要一分钱。因为在漫漫旅途上，他们通过内地的青年知道了抗日，知道了关内的汉族兄弟在流血，在盼望用这些物资打鬼子。
第一位驮工牺牲在异国
老人的回忆穿过被时光遮蔽的历史掀开一条缝隙，让我们得见当时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。
“这是一次重要的勘探，关系着能否打开这条通道，挫败日本帝国主义，重新开辟新的军援运输线，每个人都肩负着记录踏勘日记的使命。”
1944年10月15日，经过1年多筹备，首趟运送抗战物资回国的驮队出发了。
刘宗唐老人说，驮队在沿途准备了往返时人员、牲畜够吃的粮食和马料，边走边埋。这样能减少驮队载荷。他们中大多数是维吾尔族、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兄弟。在损失了100多匹驮马，10多名驮工因高原病倒在了路上后，驮队才到达列城。
第一位牺牲的驮工只有20出头。那天，他们从印度列城驮满物资返回，行进在山路上，一位小伙子突然滚下马背，最终他没能挺过去。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异国。
高原之舟呼哧呼哧
驮队在自然条件恶劣、粮食短缺的情况下，很快出现了高原反应。气压低，水无法烧开，罐头等食物吃完后，他们就靠半生不熟的羊肉补充体力，坚持走完全程，完成这一壮举。
马帮从印度列城出发不久就要翻越一个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。像这样海拔超过5000米的山口，全程有三处。路上积雪达半米深，而且山势陡峭。所谓山路，就是硬生生地凿开岩石，凹进悬崖仅够一个身子通过的小道，小道外面是万丈深渊和咆哮的河流。在穿过山口及险段时必须牵马步行，即使骑在马上，人朝向外的脚也不敢蹬在马镫上，因为一不小心，人和马就会从山路上滑下深沟。这样人可以在最后一刹那跳下马背，否则将无法生还。
“天气越来越糟，一路上都是冰川。单枪匹马都很勉强，再驮两个轮胎翻越高山，实在是太艰难了。但最困难的还是空气稀薄，气压低。”刘宗唐仰着头闭着眼睛回忆。
“牦牛走二三十步就‘呼哧呼哧’大喘气，必须停上几分钟再前行。人在马上稍作停留也会感到胸闷气喘。小有活动就气喘不已，谈话只能说一个字，喘口气休息后才能再说第二个字。连多吃点东西，也会马上心跳加速，人极容易死亡。”
印新运输线桑株达坂上驮队经过的栈桥
驮队翻越班登塞
第三天，马队行走到卡尔松山口，山路越走越陡，坡度足有35度以上，人是躺在马身上行走的。
“走这条路，比我们想象的难度要大得多，这里空气稀薄，路上死伤了不少的骆驮，看来今后在这里筑路困难很多，非要用机器，内燃机，还要增加氧气才行。”刘宗唐在日记中这样写到。
出发后的第五天，马队翻越一处叫做“班登塞”的山口。“翻越山口的那段路大概有三公里，有40几个弯道，一路盘旋到山顶，再从山顶盘旋到山下。之后又是一段三四公里长的乱石堆。
走弯道时，驮马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山；走乱石堆，驮马在石头上脚下一滑，‘啪＇一声，马腿就骨折了。有的马在乱石堆中走着走着，一头栽倒，再也起不来了。”
驿道上的雪山血路
最险峻、最难以翻越的是从班登塞向西塞拉山口进发的山路。这个山口是１１冰山汇聚的老巢，它的两面都被海拔７４５０米以上的雪峰夹击包围着。北面直接与世界第二高峰乔格里峰相邻。
“冰雪填满了山谷，路旁全是冰川”。那段山路上有一个又陡又长的大坡，覆盖着厚厚的冰雪。
刘宗唐教授回忆当年说：“当时，所有人的马是骑不成了，我们都很小心地趴或者坐在冰雪上面慢慢地滑下去，驮马也是并着四蹄小心地往下滑。”
“前进中，大风卷着大雪，刮得人、马站都站不稳，眼睛也睁不开。驮马走着走着就陷到冰缝里，这个时候，就要靠驮工们卸下马儿驮载的轮胎和食物，靠人拉、推、抬并举才能救出马匹。晚上睡觉时，帐篷常常半夜被风刮走了。”
气温降到了零下２０多度。沿途可见血迹斑斑。
驮工告诉我们说：“牲畜到了这里就会头痛，只能用土办法，用针刺破牲畜的鼻子出血，让牲畜脑部减压才行。”
所以，在这个冰达坂皑皑的雪路上有一条浸满鲜血的驿道。
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，铺着白雪的冰山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发出刺眼的白光，使人眼睛涩涩发痛，根本睁不开，人必须带上防护镜，否则就会得“雪盲症”。
为了能看清道路，驮工们用牦牛毛绑在眼睛上，据说，一些曾在这里被雪光刺伤眼睛的驮工就得了雪盲症，下山后永远不能再做驮工了。
然而，最让人痛心疾首的事猝不及防地发生了。
在翻越西塞拉山口之后，所有的人、驮马劳累到了极点，天黑时，由于没有赶到来时踩好点的宿营地，大家就地休息了。
“那天晚上冷得出奇，睡在帐篷里，裹着羊毛皮大衣还是睡不着，而且海拔也很高，好些人都喊胸闷头痛睡不着。”
早晨起来以后，刘宗唐和其余的人发现有的驮工再也醒不来了，一数有１６个……
老人心中永远的铭记
他们一起把１６个人埋在了驿路边上。当时驿路的两边全是白骨，那是过去在这里的驮马和驮工留下的。累累白骨就成为后来的马队的路标，白骨多的地方就是正确的出路。
悲痛让刘宗唐他们一时难以自制，当他们要继续上路时，刘宗唐又返回去，在１６个驮工的坟前用石块做了一个标记，拿出酒倒在了他们的坟前。当时我想，“以后再经过这里时要好好祭奠他们。”
６１年后，老人至今还记得一个叫亚森的维吾尔族驮工兄弟。老人说那是一个朴实、热情的汉子，一路上都是他张罗着大家集合、休息。但在回国后翻越最后一个冰达坂时，亚森一头栽倒在地，就再也没有醒来。至今，老人都不知道亚森这个生死兄弟家住哪里？有妻儿吗？
老人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今天，在这高山雪域之间，这些人与我们患难与共，一路走来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条件，他们纯朴的爱国热情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，他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。”
馕成为55天最美记忆
一路之上，最快乐的是中午吃饭－－新疆的馕。
“我们把马队去时藏在石堆中的馕，取出分给大家，每到这时，我都会长时间地嚼着馕的香味，这是高原上最好的食物了。”
但更多的时候，由于天气奇冷，埋到地里的食物都冻碎了，成了一些冰茬子。这时大家只有饿肚子了。
还有一次让他难忘的经历。“出发不久，我们想改善一下生活，大家兴冲冲地将带来的羊肉做成抓饭，谁知道，气压过低，水只能烧到８０℃，结果羊肉煮不熟，米也夹生，我们就吃了一顿半生不熟的抓饭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人笑了。
热血青年的国门感慨
马队要翻的最后一个山口就是喀喇昆仑山口。茫茫昆仑，巍巍耸立。走过这里的人知道，这里气压最低，大气环流极差。但登上它，就标志着进入国门了。这让他们已极度疲惫的身心为之振奋。
终于，驮运着抗战物资的驮队进入了中国国境。没有站岗的士兵，没有界碑，没有国旗，没有接应的人群，刘宗唐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，我们这些流亡的学子，不知家在何处！”。
“翻过喀喇昆仑山口，我们都松了一口气，沿途驮队中偶尔传出了吆喝声、说话声。坡度在下降，我们在山谷中穿行。突然，一只老鹰从空中飞过。大家非常高兴，这是我们十几天来，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迹象。”
５５天后，他们终于到达了叶城，随即，刘宗唐他们又把物资运往内地。
苦难之旅精神之旅
这支特殊的马队，虽受尽艰难困苦，但成功开辟了一条国际驿运路线。
第一次昆仑山驮运抗战物资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次高原人力运输，也是一次足可以感动中国，感动世界的壮举。
新疆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９２年出版的《盟国军援与新疆》一书中记载：“西北公路局于１０月４日从兰州出车队接运……１９４５年２月７日到达兰州，兰州车队共行程１２７天，运回１０００套轮胎，解决了战时车辆运输的燃眉之急。”
但史料并没有记载那次惊心动魄的生命线上的故事。据粗略统计，仅这一次运输，人畜伤亡率超过１０％。共运进４４４４套轮胎及抗战物资，可修好８００辆载重汽车，让它们重新奔驰在抗战的火线上。通过昆仑山古老驿道，所有物资一部分运进了兰州、西安，一部分运给了驻扎在兰州的八路军十八集团军。
相关史料还记载了，这批英国援华物资，自１９４４年８月下旬开始，从印度狄布鲁伽乘火车运至斯利伽，改用驮马运至到列城，从列城由马队穿山接入中国叶城，共用１４０多天，虽受尽艰难困苦，开辟了一条国际驿运路线。以后第二批，第三批均沿线转运，直到１９４５年底抗战结束，海岸线开通，这条高山国际驿运路线的使命才告结束。
据统计，通过昆仑山古驿道先后运进物资有：汽车轮胎４４４４套，军用布匹７８２包，油袋５８８件，电讯总局资料６３捆，另有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。
后记
其实《驮工日记》并不是为了描述印新货运的道路艰险，它本来只是几个科学出身的年轻人习惯性的科考记录而已。当年，无意间参与了伟大抗日战争的和田、喀什的少数民族驮工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他们才从调查这一史实的文史办人员嘴里知道了40多年前自己参与了一次中华民族的壮举。 如今这些人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家乡，过着简朴的农耕生活。不避险者是勇士，不居功者是仁人。这足以让我们生出无限的敬意和感激。
从文章中，我们不难发现《1943－驮工日记》（1943-The Diary）的原型和电影中一幕幕真实场景的痕迹。或许没有太多的赞誉之词来形容它，不过，除了真实，再多的形容词都是多余，真实，莫过于新疆电影人带给我的震撼－《昆仑日记》。
《1943－驮工日记》在2005年6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获奖，或许也意味着纪录片时代的来临。没有夸张的效果，搞笑的风格，不为博人一笑，更不是为了娱乐，原来真实也能如此吸引眼球，可以说“真实再现”开始成为国际流行。
相关史料来源于《新疆都市报》刘宗唐专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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